百年前的中国人是怎么留学的 迪拜为什么来中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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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一览：

• 1、百年前的中国人是怎么留学的 迪拜为什么来中国留学
• 2、带新婚娇妻上山考学，费孝通遇险骨折后，妻子为寻救援死在山涧
• 3、社会学家的费孝通

百年前的中国人是怎么留学的 迪拜为什么来中国留学

一.百年前的中国人是怎么留学的？

留学不是个新问题，至少在一百多年前，中国人就开始将其作为一种“方法”。

周恩来、鲁迅、胡适、徐悲鸿、陈岱孙、钱伟长、费孝通……近现代史上有名的人物，当然还有更多无名的人物，都曾卷入这一潮流，留日，留欧，留美，留苏……

今天的留学各有各的考虑，而当时的出发点大都是为了共同的目标—— 救亡图存、启蒙革命。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激起三千年未有之留学潮。但他们不是翻过的历史，而是一百多年前的青年人，和今天一样，有着青年人的追求和朝气。

第一个到出国留学并获得学位的中国人是清末的 容闳 ，被称为“留学生之父”。他1854年从 耶鲁大学 毕业后回国，二十年后，又向曾国藩提议选派一批幼童赴美留学。此举获得曾国藩支持，从1872年到1874年这几年间，每年政府派出30名。然而在1881年，清政府紧急召留美幼童回国，计划夭折。很多年里，留学都是零星行为，极为罕见。

情况在1896年出现转变。此前，中国刚刚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中国知识分子深为震动。这一年，清政府派出13名留学生去日本，后来成为国家政策。同时，民间心态也有所转变，不少年轻人看到“日本维新以后，政治工业，效法西洋，进步很快，犹以海陆军更优，且学费亦省”，因而选择自费留学也不在少数，开启了延续几十年的留学潮。

留学，很快成为了当时中国青年的梦想。加之清廷废除科举，断了传统读书人的上升途径，留学成了新的前途出路甚至镀金方式。留学生一时身价百倍，引人艳羡，竞相追逐。 历史学家蒋廷黻在回忆录中就写道，1907年时，正在上中学的自己有一次看到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堂兄弟穿一身白制服，令乡人侧目，羡慕不止。因此他发誓说，“如果东洋念书就受到如此的尊敬，将来我一定要到西洋去念书”。后来，他果然去到了美国留学。

钱从哪里来？

1. 国家花钱，即申请选派的公费留学。 公费留学中包括国家公费和各省省费，其中最稳定、最大宗的就是为人所熟知的 庚子赔款资助留学 。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根据随后签订的《辛丑条约》，中国要分39年向八国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此即“庚子赔款”。后来，各国退还了一部分，清政府用这部分钱发展教育，派学生留学，还建成了清华大学。其中，以美国退款最早、最周详，掀起一阵公费留美的高潮，其中就包括胡适、金岳霖等人。美国支持退款留学，有培养一批亲美人才的考虑，但从客观上说，也让中国得以有一笔稳定的钱来发展科教。

2.自费留学： 与公费生相比， 自费生 若不是出身大富大贵之家，就捉襟见肘得多。但中国人向来重视子弟前途，不惜变卖家产、亲友相帮筹款来送子出行。譬如巴金，想向大哥要一笔钱去法国，大哥回信说家中现在入不敷出，筹款困难，劝弟弟过两三年再去。巴金执拗不让步，大哥只好汇来钱，让他去法国。

3.“勤工俭学”

勤工俭学也成为当时一个时髦的口号，一边做工，一边读书，一方面挣出学费，一方面也响应“劳工神圣”的潮流。其中，因法国科技、文艺水平高，且一战后法郎币值低，尤以赴法勤工俭学为最，从1919到1921年，多达2000人左右，相当一次“工读运动”。然而，听起来美好，但现实确有很多误会，在法国“勤工”不是洗洗盘子刷刷地板，很多都是货真价实进入大工厂工作，劳动强度大、时间长，对体力要求很高，经济窘迫，又苦又累，一天下来只能“工”不能“学”。

勤工俭学是个创新的留学方法，能让更多平民接受教育，结果却是失败的。但在做工中接受洗礼，这个运动后来趋向政治化，其中催生了一大批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如 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陈毅、李立三等。

二、迪拜为什么来中国留学

在亚洲地区，留学中国的吸引力正与日俱增。中国目前每年接待的留学生总数已经超过德国，成为全世界第三大留学目的国。迪拜人来华留学在正常不不过了。

此外，相对欧美国家，国内对阿拉伯国家更加友好！

带新婚娇妻上山考学，费孝通遇险骨折后，妻子为寻救援死在山涧

人间很大，世事纷杂，哪有那么多的偶然，等着我们去发现，今生的一次回眸，却是数千年来的擦肩而过。久别重逢，一句好久不见，是我们不得不遇见的必然。

一九一零年十一月二日，在那个风雨漂泊，战火纷飞的年代，梦想是遥远而触不可及的梦。人们为了生计而劳作， 在幼小的溥仪清帝手中，国家恍若儿戏 ，没有谁会在意。

所幸费孝通诞于苏州的吴江，所幸在费府的高墙之内，不仅有眼前的生活与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就这样， 费孝通懵懵懂懂走过清朝的废墟 ，来来回回，行走在民国的荫蔽。或许看过太多的人间疾苦，才知生命可畏，费孝通在民国十七年，面对人生的第一次决择，毅然决然的闯入了医学杏林。

可很多时候，方向往往比努力更重要。悬壶济世，救死扶伤，这不是鲁迅先生的路，也注定不会成为费孝通的路。

一九三零年， 燕京大学，那是费孝通梦想真正起航的地方 。人一旦有了方向，玉汝于成，一切的艰难困苦都不会再成为阻碍。

刚刚起航的费孝通，终于在三三年，抵达了他人生的第一处港湾， 清华大学，成为了一名 社会 学与人类学系研究生。

那时的中国，多灾多难，许多知识，作为引入不久的新生代，大多尚还处于老师不会讲，学生听不透的阶段。

作为文科的一门课， 社会 人类学的课程内容单薄且枯燥，数据的简单积累，一旦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同中国 社会 的实际面貌有着极大的出入。

从那时开始，费孝通的心里便埋下了一粒种子， 他决心，一定要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 ，对各地的实际情况，做出真正的实地调研。这就是其后贯穿了费孝通一生的"田野调查"研究风格的雏形。

大学的象牙塔在怎么洁白，仍挡不住窗外灰蒙蒙的细雨，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化做龙。费孝通不甘平庸，也不愿平庸，他会走岀这片天地，去拥抱更大的未来。

一九三五年，在司徒雷登的证婚下， 费孝通与王同惠结发为夫妻 ，没有什么轰轰烈烈，什么举案齐眉。他们之间，充满了鸡毛蒜皮，争争吵吵，可大是大非面前，他们有着同一个梦，一个让中国现状可以真正浮出水面的梦。

志同道合，高山流水，一样的梦，使这一对佳人携手。

"和同惠一起，是我心情最平服，工作最舒畅，生活最优裕，学业最有劲的时光。"

可民国的爱情，十有九悲，意外和明天，我们不知道，谁会想到，只剩一段唏嘘，不仅为故人，更为自己。

而他们的故事，便是从他们踏出梦想的第一步开始的。本来，费孝通已取得了学校公费留学的名额， 可他仍决定，要先实现去实地调查的想法 。

广西大瑶山深处，这就是费孝通的选择，不仅为学术，更可比做蜜月。费孝通带着自己的新婚娇妻，跨越大半个中国，来到这处贫困的地区。

哪怕艰苦，只要还有彼此的相伴，路上便不会是孤单，挽起裤腿，他们的大瑶山之行，就是向梦的冲击。

一处村庄，一名向导，路途漫漫，文弱书生，又怎比得山间游走的汉子，不消多时， 黑沉阴暗的山路吞噬了费孝通二人 ，他们丢了人，迷了路。

原始森林里，费孝通夫妇深一脚，浅一脚，早已脱离了原有的轨道。瑶人安放的捕虎陷阱，却是害惨了费孝通，石头滚落，正正砸在了费孝通的大腿上。 留学摆渡人

哪怕后来在费孝通夫妇的努力下，一齐推开大石， 但费孝通的腿已骨折，就是站立都成了问题 。王同惠试图背着他前行，但一个弱女子哪有能力背着一个男人远行。

费孝通让王同惠放下他，沿着溪水寻找村庄，喊村民来帮忙。他本来是想把生的机会留给王同惠的，可人命无常，听天由命，世事难料。

费孝通被次日进山的瑶民所救， 而王同惠的生命却永远的停留在了山涧里汩汩地溪水旁， 当时他们结婚才108天 。

为了未完成的梦，费孝通继承了王同惠的意志，把连同她的那一份生命，继续活下去。伤好之后，费孝通来到了江苏省吴江县太湖边上的一个小渔村——开弦弓村，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调查。

一九三六年，告别亲人和导师，暂离中国，去到英国攻读人类学博士， 师从人类学大师布·马林诺斯基 ，在这里继续他的梦想。

一九三八年，费孝通的一篇关于开弦弓村的博士论文在马林诺斯基的学生中引起了不小的讨论， 导师马林诺斯基更是想要将费孝通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交给书局出版， 可让些在费孝通的心里都不重要。

因为，他现在的实力，足以支撑起他自己的梦想，哪怕中国那时筋疲力尽，千疮百孔，岌岌可危，可他仍想去守护这片生他，育他的大地。

一九三九年，费孝通只来得及将论文书匆匆改为英文名《中国农民的生活》，便迫不及待的回到了祖国，而这篇将要名满天下的论文，更是忘到了脑后。

当时的中国已大半沦陷， 费孝通只得暂时任教于云南大学 。

随着抗战胜利，以及新中国的成立，费孝通才得以返回清华园，也就是那时，他第一次收到从国外辗转邮寄过来的，早已印刷发行的《中国农民的生活》。

可百废待兴的中国有大多的事情，相比于各地的调查，费孝通并没有把这本书太当回事，再加上美国当时对中国外交上的封锁，哪怕这本书在国外早已声名鹊起，重印多次，可身为作者的费孝通仍毫不知情，而他的梦想却依旧在战争阴云的笼罩下，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动荡时期期间，他被打击过， 二十多年未发表过一字一文， 可他没有忘记梦想，直到一九七九年，在平反与开放的双重浪潮下，七十岁的费孝通才知道，原来自己四十多年前的博士论文已让他名满天下。

自此， 费孝通的名字，国内外闻名 ，可他仍想继续那个丈量祖国大地的梦。

二零零一年，历时一百八十天，费孝通拖着耄耋之躯，踏遍常州、上海、吴江、苏州、深圳、沈阳、成都、兰州等十几个地方，九十多岁高龄的老者，用自己的行动，去实现自己年少时，许诺在心底的一诺言。

二零零五年，费孝通合上了他的双眼。

四十多年前的博士论文，在国外达到教科书的水准，若是有心，费孝通何苦会在七十多岁后才知晓此事，其实，不是费孝通无心，只是他把心思都放在了祖国上。

舍小我而成大我 ，费孝通没有辜负他自己的梦想，他把连同王同惠的生命，一起活得好好的。

社会学家的费孝通

费孝通（1910-2005）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
1910年11月，费孝通出生于江苏吴江一个重视学校教育的家庭，4岁进入母亲创办的蒙养院，开始接受正规教育。
1928年，费孝通入东吴大学，读完两年医学预科，因受当时革命思想影响，决定不再学医，而学社会科学。
1930年到北平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3年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当研究生，1935年通过毕业考试，并取得公费留学资格。在出国前，偕同新婚妻王同惠子前往广西大瑶山进行调查，在调查时迷路，误踏虎阱，腰腿受伤，妻子出外寻求支援，不幸溺水身亡。费孝通伤愈后，回家乡农村休养时，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
1936年，费孝通去英国留学，1938年获伦敦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这篇论文的中文名《江村经济》，此书流传颇广，曾被国外许多大学的社会人类学系列为学生必读参考书之一。
1938年回国后，费孝通继续在内地农村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农村、工厂、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出版了调查报告《禄村农田》。
1944年，费孝通访美归来后不久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投身爱国民主运动，曾任清华大学教授，著作有《生育制度》、《乡土中国》及译文《文化论》、《人文类型》、《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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