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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强为什么会支持请政府送学生出国留学?

2024-02-25 15:22:38 | 留学摆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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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强为什么会支持请政府送学生出国留学?

列强为什么会支持请政府送学生出国留学?

清朝末年,很多有识之士认识到,要想改变当时清朝贫穷落后的面貌,必须要从人才抓起。只有培养了具有先进思想的人才,才能在国家改革中,探索先进的措施。

基于这样的想法,清政府积极安排了不少的学生出外留学。除了清政府的公派留学外,民间的那些地主资本家们,也自费地送自己的孩子出外留学。渐渐地,整个中国都形成了一股出外留学的热潮。

(清末留学生旧照)

不仅如此,实际上当时的外国列强,对于中国派学生出外留学这件事,也是很欢迎的。尤其是“庚子赔款”,清政府灭亡后,部分国家甚至主动提出,用这笔钱作为中国学生出国的留学的费用。这也说明了外国列强对中国学生出去留学这件事,不但是不反感的,而且还有点欢迎。

有人可能会说,那是因为清朝已经灭亡了,北洋政府或者民国政府同不同意清政府的不平等条约,还说不定,因此,列强做一个顺水人情而已。 留学摆渡人

但就算是做顺水人情,也可以做别的,为什么用来鼓励中国学生出外留学呢?显然,鼓励中国学生出外留学,对外国列强来说是有好处的,因此他们才会这样做,把不利因素,转化成有利因素。

这就有些让人不能理解了。照理说,中国派出去的学生越多,人才就会越多。而中国的人才越多,中国就会越强大。这样一来,瓜分中国的企图,就很难实现。列强这样做,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在俄罗斯留学的王爷载涛)

我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以下两方面的情况值得注意。

其一,列强想阻止也阻止不了。

为什么说列强想阻止也阻止不了呢?因为无论是中国公派留学生,还是民间私派留学生,列强都不可能阻止。毕竟列强都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些国家里的学校,都是私人开办的。开办学校的目的,是要赚钱的。有学生来读,而且符合条件的学生,那些学校不可能把他们拒之门外。因为你拒绝了,别的学校就会录取。政府也不可能强行规定国内的学校不准接收中国的留学生。做了这样的规定,政府就得补偿学校的损失。这怎么可能呢?

更何况,西方的国家,都是从文艺复兴站起来的。对于他们来说,价值观就是“自由、平等、博爱”。拒绝中国留学生,本身就是违背这些基本价值观的。你要是敢于做出这样的规定,必然会受到社会的批评,以及反对政党的攻击。因此,掌权的政党也许会做一些限制,但是既无法实现,也不会严格规定。

(被列强侵略的清朝)

其二,列强想进行意识形态殖民。

列强侵略清朝,其实其目的是十分复杂的,也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

最早的时候,他们是想和清朝做生意。当然了,这种生意,既包括正当的商品贸易,同时也包括不正当的鸦片贸易等等。但是清政府由于闭关锁国的政策,并不愿意和列强做生意。更由于鸦片贸易毒害中国老百姓,因此清政府才强力抵制。而这也诱发了列强的武力入侵。

当列强在入侵过程中,由于清政府打不赢,不断和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让列强的胃口渐渐变大。他们已经不仅仅是想和中国做生意,而是直接从中国掠夺资源。掠夺资源,也是资本主义国家原始积累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所以才有开矿山、修铁路、掠夺华工劳动力等等。

再到后来,当清政府在与日本发生甲午战争,并且战败以后。西方列强突然意识到,清朝可能会四分五裂,因此西方列强开始对中国进行领土索求。在他们看来,如果不进行这样的索求,日本也会虎视眈眈掠夺中国的土地,由此,八国联军入侵开始了。这完全是一场列强准备对中国进行彻底分割的战争。

不过,虽说列强打赢了,但是他们也看到了民间强大的反抗力量,这些力量都是十分排外的。这种排外力量是十分可怕的,就算列强能够对中国进行瓜分,由于这种力量的强大,列强也无法像对待其它殖民地一样,顺利地对中国进行殖民。

而要对中国进行顺利的殖民,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行意识形态的输入。

所以,在中国留学生问题上,列强才会有那样的态度。

不过,应该看出,列强的愿望是落空了的。因为中华民族有强大的向心力,那些出外留学的学生,绝大多数虽然接受了西方的思想,但是并不接受被殖民。而后来,当这些留学生回国,并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时候,他们真正地掀起了一场民族解放运动,逐渐地把列强赶出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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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周恩来留学法国的真实故事

1920年11月,22岁的周恩来来到巴黎,开始了两年多的勤工俭学生涯。一面读书,一面写文章兼做社会调查,周恩来在巴黎13区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弗鲁瓦街15号一家小酒店住了两年多。其间,到咖啡馆喝咖啡成了周恩来了解社会、发展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

花神咖啡馆,位于巴黎第六区圣日尔曼大街172号,是巴黎三大著名咖啡馆之一,1865年开始营业,它以接待文化艺术界人士而闻名于世,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毕加索、萨特、布雷东还有政治人物托洛斯基都在那里喝过咖啡。

在自己勤工俭学及友人的资助下,周恩来的留学生涯实际上成了他对西欧这一资产阶级革命及工业革命发祥地的实地考察。他旅欧时的活动中心是巴黎,间或往返于比利时、德国等地,从事革命考察和领导工作。

在较为系统的考察中,周恩来依据亲眼所见,对真理做了进一步的求索,并重构了自己的思想,确定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并与赵世炎等同志亲自组织建立了中共旅欧支部。

扩展资料:

周恩来的学生时代:

周恩来自幼在嗣母陈氏的指导下学习经典名著,打下了扎实的文化根底。从1910年至1917年,他先后入银岗书院、东关模范学校、天津南开学校读书,不仅在才学、品行、社会活动诸方面都有出类拔萃的表现,而且还确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雄心壮志。

他还远赴日本和欧洲留学,在反复思索的基础上,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并于1924年7月从法国启程,由海路回国,投身革命事业。两个月后,周恩来到达广州,出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区委宣传部部长,开始全身心投入到革命事业之中。

周恩来的学生时代,无疑是他探索中国救亡图存之路,逐渐成长为一代伟人的重要时期。

参考资料来源: 中国日报-我们的法兰西岁月:讲述老一辈革命家在法国的故事

参考资料来源: 人民网-周恩来的学生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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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故事

1920年11月7日,22岁的周恩来登上法国“波尔多”号邮船,西涉重洋前往法国,开始了他的游学欧洲、追求真理的新征程。此时周氏家族家道中落,已无力支付周恩来赴法留学的费用,他留学的费用主要来自严修在南开大学设立的“范孙奖学金”。正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所说:“周在欧洲时,他本人的经费支持者是南开大学一位创办人严修。”

严修(1860—1929),字范孙,被尊为南开“校父”,与张伯苓等人先后创办南开系列学校。周恩来则是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学生,从南开中学开始,周与严就有很多往来。1913年,15岁的周恩来入南开后很快显露出品学兼优的才能,得到严修的格外赏识。经济上严修和张伯苓校长经常资助周恩来,让他为学校刻蜡板或抄写讲义,以补助膳食费。入学第二年,严修破例批准他为南开学校唯一免交学费的学生。1917年,周恩来以平均89.72分的优异成绩从南开学校毕业。严修对这个年轻人寄予厚望,非常宠爱他,甚至想要这位19岁的青年作他的乘龙快婿,此事传为一时佳话。后来周恩来彬彬有礼的拒绝了这门亲事,严修不仅没有生气反而更加敬重这位不图财富努力选择自己道路的年轻人,他一如既往的资助他,在严修的帮助下这年周恩来赴日本求学。1919年“五四”前夕,周恩来再入南开,成为南开学校大学部第一届文科学生。

周恩来入大学后,积极投身“五四”爱国革命运动,成为天津青年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者。 1920年1月,他因领导学生运动遭到反动当局逮捕身陷囹圄,经多方营救才得以出狱。严修为了保护好这位被他誉为有“宰相之材”的年轻人,他与张伯苓商量以他在南开设立的“范孙奖学金”资助周恩来出国深造。这一年,严修捐款七千元银洋,设置“范孙奖学金” ,选派南开大学最优秀学生出国深造。他们一致同意派周恩来出国留学。在南开校董事会上研究和征求部有关人员的意见时,大家也一致认为周恩来符合条件,同意派其出国留学。为了给周恩来创造更好的留学条件,严修还特意给驻英国公使顾维钧写信,介绍周恩来的情况,推荐他去英国留学。这年借助“范孙奖学金”出国留学的还有李福景。后来李福景之子李竞的回忆,周恩来1962年还提到此事,说他在法国的留学费用不是靠勤工俭学,而是“范孙奖学金”,正是“范孙奖学金” 起了资助革命的作用。

到达欧洲后,周恩来一直与严修书信往还,保持密切联系。严为资助周恩来,特在严家帐目上为其立了户头。除第一年留学费用是交给周恩来支票,让他亲自带走外,以后的学费,都是严修让人转寄的,每半年一次,准时不误。如 1921年严修日记载有:“2月 27日“李琴湘来(李福景的父亲),余将补助周恩来、李福景之学费,交伊持去”。为了感激严修对周恩来的资助,1922年春节,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特去拜谢严修。严修在经济上的帮助,使周恩来免受饥馁之苦,也不必像其他旅欧学生那样勤工俭学,这使他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去从事革命活动。

由于“范孙奖学金”的资助,周恩来的留学生涯实际上成了他对西欧这一资产阶级革命及工业革命发祥地的实地考察。他旅欧时的活动中心是巴黎,间或往返于比利时及德国等地,从事革命考察和领导工作。在较为系统地考察中,周恩来依据亲眼所见,对真理做了进一步的求索,并重构了自己的思想,确定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并成为中共旅欧总支书记。由于周恩来在欧洲从事革命活动,有人就劝严修不要再给周恩来以资助,但他不为所动,以“人各有志”奉答,继续寄钱给周恩来。

全国解放后,周恩来总理于1950年在中南海西华厅设便宴招待张伯苓校长,当时在场的张希陆(张伯苓的儿子)回忆,总理曾说:“我在欧洲时,有人对严先生说,不要再帮助周恩来,因为他参加了共产党。严先生说:‘人各有志’。他是清朝的官,能说出这种话,我对他很感激”。言外之意,是感激老先生对他人格的认识。吃饭时,端上一碗汤来。总理又深情地说:“老先生就像一碗高汤,清而有味,是封建社会一个好人。”周总理对严修老先生的资助始终未曾忘怀。

相关链接:周恩来在法国的足迹

几年前,我曾两次访问欧洲。在巴黎,友人应我的恳求,带我寻访周恩来当年在巴黎的时光和足迹,使我终生难忘。今年适逢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谨追忆寻访历程,以寄怀念之情。

在巴黎上千条街道中,位于巴黎13区“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街毫不起眼,连陪同我的西蒙夫人也很吃惊,连连询问多次才找到了这个偏僻小巷。

但走进戈德弗鲁瓦街,没几步就能看到一面墙上镶嵌着一方墨绿色的大理石纪念牌,上面是周恩来的铜质正面浮雕头像,头像下面刻着邓小平题写的“周恩来”三个中文金字,并配有法文说明:“周恩来,1922年——1924年在法国期间曾经居住在此。” 这块纪念牌是1979年法国政府为了纪念周恩来而特别设立的。

周恩来当年居住的小旅馆就紧挨着这块纪念牌。这家旅馆是一栋干净整齐的三层小楼,法国旅游局的铜牌表明这是一家二星级旅店。老板是一对华人夫妇。

女主人告诉我们,2001年,她和丈夫想要开一家旅馆,通过中介找到了这处旅馆。“我们发现,小旅馆不但整洁标致,而且舒服温馨,就毫不犹豫地接手了。当时还不知道周总理曾在这里生活过。”她认为自己很幸运:“我们去中国银行巴黎分行贷款时,他们一听说是周总理住过的房子,还给了我们一些优惠。”旅馆的1号住房,便是当年周恩来住过的那一间。这是一个不到10平方米的小房间。女主人告诉我,前来住宿的中国人并不多,但专程来参观的中国人却不少。周恩来的侄子和侄孙、蔡畅的女儿,还有那些研究历史的中国学者,都曾特意来这里小住。在房子没有被改造前,邓颖超也曾来这里看过。

1920年11月,22岁的周恩来来到了巴黎。1946年,周恩来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曾说:“当时正值大战之后,在法国容易找到工作,可以半工半读……在去法之前,我已和国内报纸订合同,给它们做特约通讯员,所以在法国一面读书,一面写文章。”据史料记载,周恩来主要为天津《益世报》《新民意报》写文章。有影响的有长达二万五千字的长篇通信《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在天津《益世报》上分十天连续刊载。那时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周恩来从法国发回的通讯报导。

同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聂荣臻后来在自己回忆录中写道:“恩来在法国的生活十分艰苦。他住在巴黎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街17号一家小旅馆三楼第16号房间,唯一的一间住房不到10平方米,除了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木桌外,容不下多少别的东西,真可以说是"身居斗室"。这里既是他的住所,又是我们办刊物和进行党团活动的中心。人多了,实在装不下,就只好到广场附近的一家咖啡馆活动。每当我到恩来那里,总见他不是在找人谈话,就是在伏案奋笔疾书。吃饭常常是几片面包,一碟蔬菜,有时连蔬菜也没有,只有面包就着开水吃。”

我翻阅了“留言薄”,许多是中国游客写的,也有用法文、英文、俄文写的。邓颖超和他们的侄子、侄女都留有笔迹,几任驻法大使:韩克华、黄镇、姚广、吴建民……都有签名。一位前苏联汉学家伊凡诺夫访问后留下深情的题词。他说:“……周同志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伟大的战士……他从这里起始,一生奉献于共产主义事业,毕其一生……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也是世界人民的伟大儿子……我们永远怀念他。”

我就要离开时,在住房一角一个不起眼的展柜里,偶然发现了一件从来没有看到过的珍贵文物,淡黄纸复印件,是周恩来1929年7月下旬回国的时候,带回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给团中央的一封报告。里面写着对他的评语:“周恩来——浙江,年二十六,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说话动听,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本区成立的发启(起)人,他是其中的一个。曾任本区三届执行委员,热心耐苦,成绩卓著。1924年7月20日。”可惜我没有摄像、复制,只能手抄,至今保存在我的《出访笔记》中。

告别法中友协秘书长西蒙夫人时,我对她陪我寻访周恩来巴黎故居表示深情地谢意。她却说:“周恩来是世界名人,和平的旗手,我一向尊重他。今天有机会陪中国友人寻访他当年在法国的故居,也是我的荣幸。我又知道了许多,使我更加钦佩这位伟人。我永远会纪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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