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时期日本人为什么能那么容易来中国，而鉴真却要六次东渡才能到达日本？

今天留学摆渡人小编整理了唐朝时期日本人为什么能那么容易来中国，而鉴真却要六次东渡才能到达日本？相关内容，希望能帮助到大家，一起来看下吧。

本文目录一览：

• 1、日本佛教史
• 2、唐朝的土地制度是不是和日本的大化差不多？
• 3、唐朝时期日本人为什么能那么容易来中国，而鉴真却要六次东渡才能到达日本？

日本佛教史

日本佛教(Japanese Buddhism) 北传佛教之一。佛教传入日本，已有1400余年的历史。初传时期为佛教最初传入日本一般以钦明天皇13年（552）时百济的圣明王进献佛像、经论、幡盖和上表劝信佛法，?佛教传日之始。但在此以前，日本、中国和朝鲜人民之间已有濒繁交往，可能已接触佛教。南粱人司马达於522年在大和(奈良)首先建立佛教草堂，安置佛像，进行礼拜。一说是继体天皇16年(522)，南梁司马达等来到大和，建立草堂，安置佛像礼拜，为日本知有佛教之始。不过，当时世人不知佛像为何物，视?异域之神未加崇奉。百济的佛像传入日本以后，在朝廷贵族之间，引起激烈的争论。天皇乃依请求将佛像交给大臣苏我宿祢稻目试行礼拜。稻目舍出向原的住宅安置佛像。后疫病流行，屡有死亡，大臣物部舆认为是国神的谴责，奏将佛像投於难波(今大阪)的堀江，并烧毁供佛的殿堂。苏我氏和物部氏之间的信仰之争，实际上反映了皇室和苏我氏?代表的主张接受大陆政治制度和宗教文化，与以物部氏和大伴氏?代表的贵族反对接受大陆政治文化的政治之争。后以拥护佛教的苏我部族一派最终取得了胜利，从此佛教在宫廷和一部分贵族之间取得了立足之地。

奈良时代(710～784): 公元710年日本首都从飞鸟迁至奈良，史称奈良时期(710 - 794)，圣武天皇治世的天平年间，奈良佛教极盛，有五大寺。天平13年(741)，又敕建东大寺，并于诸国建国分寺，以东大寺?总国分寺，统辖国分寺。东太寺是圣武天皇发愿，良辨僧都奠基，行基菩萨劝化，天竺婆罗门僧菩提仙那导师完成的。他们被称?东大寺的四圣。中国唐代鉴真受请赴日传戒，天平宝字3年(759)于奈良建立唐招提寺。天平宝字8年，又於奈良之西建立西大寺，与东大寺相对。於是有了奈良七大寺。这时期形成了著名的7大寺(东大寺、西大寺和唐招提寺等)并逐渐形成了"南都六宗" 。

在飞鸟时代至奈良时代之间，直接和间接从中国传入了六个佛教宗派或学派：即三论宗、法相宗、俱舍学派、成实学派、华严宗和律宗，称奈良六宗。后迁都平安(今京都)，又被称?南都六宗。三论宗以高丽僧慧灌?初祖。慧灌曾入唐从嘉祥吉藏学三论，推古天皇33年(624)赴日，把三论传入日本。慧灌门下，人材颇多，福亮?其高足。法相宗是道昭传入日本的。道昭在白雉4年(653)随遣唐使入唐，受教于玄奘，与窥基同学，在唐7年，回国后住奈良元兴寺，并巡历各地，大弘法相唯识。华严宗是因新罗僧审祥在日本开讲《华严经》而成立，故审祥被奉?华严宗初祖，以请他宣讲《华严经》的良辨僧正?第二祖。律宗是奈良六宗中最后传人的宗派。开始有兴福寺的荣睿与大安寺的普照，鉴於日本戒律不兴，入唐求律，并敦请鉴真东渡。鉴真曾5次航行失败，经过12年苦心精进，始到达日本，先在东大寺佛殿前建筑戒坛，?天皇、皇后和皇太子等授菩萨戒，一时受戒的达400余人，继於寺内建戒坛院，?随从比丘依受戒羯磨(作法)重受新戒。后在唐招提寺终其一生。生前由其弟子所塑的遗像，至今犹存，为日本的国宝。

平安时代(784～l192) 或称平安朝。794年日本的都城由奈良迁至平安(今京都)开始了平安时期(794-1192)，在恒武天皇建立新都时，为了缩小奈良僧人在政治上拥有的影响，一度限制佛教的发展，后来为了学习中国新的佛教并藉以改革日本的佛教曾派遣一批僧人去唐朝学习秘密佛教， 在这些僧人回国后建立了"平安二宗"即日本的天台宗和真言宗。

这一时期的日本佛教，因受盛唐的影响，多在名山建立寺院，开创了日本的“山岳佛教”。与政治的联系也不如前代那样密切，可以说从政教合一转变?政教并立。佛教的任务是祈祷国家平安。以后的日本佛教派别，不再单纯是中国的佛教。最澄的天台宗已是台、密、禅、律的“四宗合一”、“圆密一致”。空海的《十住心论》对佛教本身来说是一种发展。

镰仓时代至安土桃山时代(l192～1603）: 镰仓至安土桃山时代(1192 - 1603)历经南北朝时代(1333—1392)、室町时代(1392一1573)，直至安土桃山时代(1573一1603)为止，是日本历史上动荡不安的时代，也是佛教开始转换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出现了不少新宗教运动，其中重要的有法然、亲驾指导的阿弥陀信仰运动。除前代备宗延续外，又建立了净士宗和禅宗，还?生了日本特有的净士真宗、时宗及日莲宗等派别。日莲指导的法华经信仰运动，这些运动在群众中有著深厚的基础，并且形成了具有民族形式的净土真宗和日莲宗。

中国禅宗早由道昭、道睿、义空等传入日本，然未独立成?宗派。宗派的成立则在镰仓时期、临济宗和曹洞宗分别由荣西(1141 - 1215)和道元(1200 - 1253)传入日本。睿山的觉阿於南宋乾道七年(l171)到中国，从杭州灵隐寺佛海禅师慧远受临济宗杨歧派法脉，四年后回国，是日本有临济禅之始。荣西曾两次去宋朝留学，从虚庵怀敞学禅，及荣西入宋回国，传临济宗黄龙派的法系，才开创日本临济宗。修"看活禅"， 荣西灭后，日本禅宗逐渐得势，但多属临济宗派。及道元入宋归国，於嘉祯2年(1236)在山城京都极乐寺旧址，开堂讲法，设立僧堂，赐寺额?兴圣宝林禅寺，是日本有曹洞宗之始，现该派分为15个支派。

德川时代(1603～1867): 在日本封建制变臻於鼎盛的德州幕府时期(1603 - 1867)，儒学特别是朱子学取代了佛教，成?德川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佛教的影响进一步缩小，但在民间还有潜在的力量。当时京都佛教虽趋衰落，但关东地区(指箱根以东的关东八州，即今东京横滨地方)的佛教渐盛。德川幕府一方面采取锁国政策，同时订立各方面的制度。德州幕府对佛教采取统制和利用的政策。对於佛教，自寺院的等级，僧阶的高下，乃至僧侣的法服等，都有一定的规制。颁布了一系列寺院的法规，加强了对各宗的管理，前一个时期的佛教各个派别(天台、净土、直言、日莲、禅等)虽然仍被保留下来，但由於推行了寺檀制度(寺院与檀家建立固定的关系)，他们的活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先定皇室的佛教制度，明示“门迹”、“院家”以下的级别。门迹有“宫门迹”，“摄家门迹”及“准门迹’之别，订立晋级的法规，禁止僧位、僧官的滥授。划定区域，一寺一山皆令有所隶属。以总本山德大本山，以大本山统摄其所属各寺。如净土宗以东京增上寺迹本山统辖关东诸寺；天台宗以日光门主统辖一宗：真宗东、西两派的别院各设“轮番”(别院轮流住职之称)等。这些制度小自一寺、大至一宗一派，其应遵守的法规，修行的阶段，僧阶的晋级，法衣的等差等，完全具备，一直维持到明治维新以前。

明治维新后 明治维新后，日本兴起改革运动，为了适应天皇亲政的需要，在明治初年(1868)提出王政复古、“神佛分离”和“废佛毁释”。颁布了"神佛分离令"，命令门?亲王复饰(还俗)，废止宫廷的佛教仪式，排除神社内的佛像，废止供於神前的佛具，禁止僧侣参加神道仪式，禁止“神佛混淆”，颁布所谓“神佛判然”的法令。从而日本各地发生了烧弃佛像佛画、破坏寺庙堂塔、命令僧尼还俗、把守院改作医院和学校等事件。明治5年4月25日，新政府乙太政官布告，许可僧侣带妻食肉和蓄发，同时又命僧侣于法名上加姓，於是某些寺院的僧侣便公开娶妻食肉。佛教徒?适应新的形势，兴办各种社会事业，派即解遣僧侣出国考察和留学，创办学校，陪植人材，并开始向国外传播佛教及从事监狱的教化等。明治22年(1889年)，日本政府颁布宪法，允许信教自由，佛教恢复了合法的地位，日本佛教为了适应近代社会经济的急遽变化，进行了一系列自我改革，建立了不少新兴的教会、团体，创办了各类宗教、文化学校和社会福利事业，改革了中世纪的寺院教育和方法，编纂、刊印了大藏经等。各宗竞相兴办大学或专门学校，出版了不少佛教著作，同时于备大学设佛教讲座，一时佛教虽有复苏的?象，但总的趋势是影响越来越小。

新兴教团开始产生於战前，战后依《宗教法入令》而被公认。由於传统佛教考虑的主要是生死大事，对於现实问题不很关心。新兴教团所关心的不是死后，而是要实现天国於地上。如创价学会就主张把“真善美”，改为“利善美”，换“真”为“利”，追求地上幸福的实现。这种思想比较适合时代潮流和日本国内形势，故新兴教团不断得到发展。到目前为止，佛教仍是日本的主要宗教，现在日本各地有佛教各宗宗立男女大学20余所。还有许多学会、研究团体，专门从事佛教的研究。各宗还派遣传教师到欧美各国建立别院，进行佛教宣传。

唐朝的土地制度是不是和日本的大化差不多？

大化革新（Taika Reform）
日本的社会政治变革运动。发生于645年，因此年为大化元年，故名。593年，圣德太子摄政后实行的推古天皇改革，初步确立中央集权制和皇权中心思想，削弱了氏姓贵族奴隶主的保守势力。但改革没有触动部民制，更未摧毁氏姓贵族势力。圣德太子死后，外戚苏我氏专权，苏我虾夷、苏我入鹿父子排斥改革势力，杀死圣德太子之子山背大兄王，另立天皇。640年，圣德太子派到中国留学30多年的高向玄理、留学僧南渊请安归国（此前僧旻已于632年归国），他们带回隋唐的封建统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并传授给皇室贵族，为日本的封建化提供了思想基础。
645年6月，中大兄皇子、中臣镰足等人在皇极天皇接见高句丽、百济、新罗使节时，于朝中杀死苏我入鹿，其父虾夷翌日自杀。这一事件史称乙巳之变。政变后，皇极天皇退位，革新派拥立孝德天皇，以中大兄为皇太子，中臣镰足为内臣，僧旻和高向玄理为国博士（顾问），建元大化，迁都难波（今大阪）。新政府以唐朝律令制度为蓝本，参酌日本旧习，规定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体制。646年元月以诏书形式公布改新的主要内容：废止私有土地、部民，行公地公民制，皇室贵族、地方豪族的部民和屯仓、田庄，均收归国有，但保留朝廷的手工业部民，国家赐大夫以上的高官以食封（按级别所赐封户的赋课）。确定中央、地方的行政区划和组织，中央分京师和畿内（京都周围地带），地方分国、郡、里。整备军事、交通制度。官吏由国家任免，废除世袭制。编制户籍、计帐（规定赋役的登记），行班田收授之法，统定班给人民土地和应负租赋的数额。废旧贡纳制，实行租庸调的新税法及向皇室献纳仕丁（夫役）、采女（宫女）的制度。
律令规定授予皇族以下贵族、官吏的位阶及相应的特权。同时，确立严格划分良贱的身份制。667年迁都近江大津（今滋贺县）。次年，中大兄即位为天智天皇，编纂了日本第一部成文法《近江令》。新政府从653年起，16年中派6次遣唐使（其中一次途中遇难），学习盛唐文化和封建生产方式，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天智天皇死后发生壬申之乱（672），天智之弟大海人皇子杀天智子大友皇子，自立为天武天皇，同年迁都飞鸟净御原宫（在今奈良县）。天武天皇发展封建集权制，扫除旧势力，严选官吏，制定八色姓（八等氏族长的世袭尊称），固定贵族身份。689年，编订《飞鸟净御原律令》，以防止旧氏姓贵族的复辟。
20余年后，藤原不比等于大宝元年（701）编成日本封建国家最完备的法典《大宝律令》，最后完成大化改新的以开元盛世的唐朝为楷模的天皇制国家的理想。大化改新加强了中央集权，促进了国家的统一，是日本进入封建社会的起点。
公元645年（日本皇极天皇四年）6月12日，日本飞鸟板盖宫太极殿。这一天日本朝廷正在接见“三韩”的使者，举行“受贡”仪式。随着“嘎吱吱”的一阵响声，宫门全部关闭，中大兄皇子突然拔剑刺杀了大贵族苏我入鹿，在场的许多贵族大惊失色。原来这是中大兄皇子联合中臣镰足等人为改革而发动的政变。
日本是由几个大岛和若干小岛组成的国家。在古代，这种岛国的特点之一是内部矛盾必须自己来解决，外部势力很难加以干涉，大海在那时还是人们与外界交往的最大障碍，所以自身的改革极其必要。公元3世纪以后，日本本州地区出现了一个较大的政权——大和国。大和国原来局限于本州岛中部的大和地区。在不断的扩张中，大和国逐渐占领邻近地区，领土越来越大。5世纪时，这个国家已经统一了现在日本的大部分地区，今天的日本国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和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天皇。
大和国家在扩张过程中，不断占有周围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并将其分配给皇室成员和大贵族。大和国家把土地分为屯仓和田庄两部分，前者属于皇室，后者属于贵族。同时劳动人民也被分成两部分，一小部分是奴隶，主要用于家内劳动，另一部分是部民，主要用于生产劳动。部民是日本国家形成过程中的特殊现象。在大和国家向外征服的过程中，一些归顺的部落和被征服的部落被集体安置下来，保留了原来的部落组织，在原有土地上继续生活，有许多仍保留着原来的原始血缘关系；此外还有一些专门从事专业生产的部，其劳动者也称作部民。按照分类，从事农业生产的称作田部、米部，在手工业或其他行业从事生产的总称作品部，在品部内又按照行业的不同分为衣缝部、锻冶部等。在大贵族田庄从事特殊劳动的部民是以其主人的氏命名的。部民有自己的家庭和生产工具，可以有少量的家庭财产。主人不得随意杀害或买卖部民，但可以象对待奴隶一样把他们作为礼物送给他人。所以部民和奴隶区别不大。在当时，部民和奴隶大约占日本人口的一半以上。在贵族和部民之间是大批平民，他们的地位由于财产的变化也在变化，时刻有沦为部民的危险。大和国家在基本上统一了全国之后，失去了继续向外扩张的地理环境，内部开始了争夺。一些较大的贵族极力想独自控制中央政权，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6世纪之前，比较强大的物部氏控制朝政。后来新兴的苏我氏强大起来，打败了物部氏，夺得了中央的控制权，扶植有利于自己的天皇。苏我氏家族不可一世，下面的中小贵族也在疯狂地兼并土地，残酷地剥削部民，许多平民的土地也被剥夺，土地和财富不断集中，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奴隶、部民和平民纷纷起来造反，抗税逃亡。公元6世纪，整个社会已处于混乱状态。统治阶级不得不考虑如何找出更好的统治方法，以取代过时的部民制。于是在日本出现了向中国学习的改革。改革是从上层开始的。苏我稻目（？—570年）是改革的代表人物。他曾任两朝天皇的大臣，在朝廷中掌管财政。他本人与中国的来日人员交往很多，与大陆的移民有着良好的关系。当时，与日本一海之隔的中国社会发展程度较高，向中国学习是一些上层贵族青年的时尚。早在公元5世纪，日本就与中国南朝的刘宋和朝鲜的百济交往密切，亚洲大陆上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不断进入日本。苏我稻目于555年在吉备五郡设立过屯仓，但部民逃跑的很多。后来他试用了编制户籍的办法，取得了良好效果，部民很少逃跑。这种作法得到了天皇的奖赏。采用建立户籍的办法，使过去以部为单位受奴役的田部民，变成以户为单位的小生产者。这些小生产者直接向国家交纳年贡，实际上成了自由的国家农民。但是改革的主张遭到了朝廷中顽固势力的反对。物部氏的物部尾舆是掌管军事的大贵族，他极力维护旧有的统治方式。引起双方直接冲突的事件是佛教信仰问题。522年，百济王献给日本佛像和佛经。在朝廷上，钦明天皇询问群臣可否崇拜佛教。稻目主张崇拜佛教，以佛教来统一全国的思想，尾舆坚决反对，认为佛教会给日本带来灾难，不如仍然崇拜原来各个氏族的神。半个世纪之后，两个对立的势力再次交锋。587年，用明天皇死，因皇位继承问题，稻目之子苏我马子和尾舆之子物部守屋进行了决战。在衣折战役中，物部氏被打败。苏我马子控制了朝廷。先是立泊濑天皇，后又在592年拥立自己的外甥女为推古天皇。593年，推古天皇立用明天皇的遗子厩户为太子，临朝摄政，即圣德太子。圣德太子对中国文化极为了解，欣赏中国的大一统国家体制。极力主张加强皇权，并积极准备改革。603—604年，进行了“推古改革”，先后制定了冠位十二阶和宪法十七条。冠位十二阶按才能和功绩授予个人，是非世袭的官位，排挤了那些世袭的贵族，使天皇的权力增大，同时使国家的政府官僚体制有了雏形。宪法十七条，用以中国儒家三纲五常为主的思想规定了日本臣民的行为守则。其中明确规定，“国非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宪法中还主张以和为贵，减少阶级对立。594年，由天皇下诏，提倡佛教，为了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圣德太子在与中国加强来往的同时，不再以臣相称，而是采取了对等的称呼。他还向中国派遣大批留学生。但是圣德太子的改革只是一个准备，并没大力推广开来，顽固势力还相当强大。622年，在圣德太子死后，苏我氏害怕进一步的改革损害苏我氏独揽朝政，于是杀死了圣德太子的儿子山背大兄皇子，使刚刚开始的改革夭折。
但是改革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苏我氏的专权遭到朝野反对。645年6月12日，中大兄皇子联合中臣镰足等人在接见三韩使者的仪式中，突然发动袭击，刺杀了苏我氏的代表人物苏我入鹿，接着立即在奈良组织军队，严加防卫。13日，苏我入鹿的父亲走投无路，被迫自杀。14日，革新派人物组成了以改革派人物中大兄皇子、中臣镰足为核心的集团，废黜了苏我氏拥立的天皇，拥立中大兄的舅舅轻王子继位，称孝德天皇，并效仿中国的作法，建年号“大化”，迁都难波（今大阪）。646年正月元日，新政权颁布了《改新诏书》，并全力向全国贯彻。为了使改革顺利进行，新政权在全国各地登记人口和检查田产。701年又发布了《大宝律令》，使改革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大化革新是个逐步的过程，大约经历了半个世纪，改革的纲领在实施中也不断完善和修改。大化革新之后，日本在经济方面废除了部民制，建立起封建土地国有制。在政治方面，废除了贵族的世袭特权，建立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在军事上，实行征兵制，在京师设立了五卫府，在地方设军团，所有军队一律归中央统一指挥。
[编辑本段]
主要内容
经济
在经济方面，废除部民制，建立班田收授法与租庸调制。“罢昔在天皇等所立子代之民，处处屯仓及别臣、连、伴造、国造、村首所有部曲之民，处处田庄。 ”废除了皇室的屯仓，贵族的田庄以及部民，收归国有，成为“公地、公民”。在此基础上实行了班田收授法与租庸调制。班田六年一班，即政府每隔6年，班给6岁以上的男子口分田2段，女子为男子的2/3，私奴婢为公民的1/3，公奴婢同公民数。受田人死后，口分田归公。班田农民担负租庸调。租，即实物地租，受田每段交纳租稻2束2把。庸，是力役及其代纳物，凡50户充仕丁1人，50户负担仕丁1人之粮，1户交纳庸布1丈2尺，庸米5斗。调，征收的地方特产，分为田调、户调、付调。田调按土地面积征收。田1町征收绢1丈、絁2丈、布4丈。户调按户征收，其数量为“1 户赀布1丈2尺”。付调随各乡土特产征收。
政治
在政治方面，建立中央集权天皇制封建国家。新政权建立不久，为树立了中央集权的指导思想，天皇在大槻树下召集群臣盟誓，“天覆地载，帝道唯一”。649年下诏，令国博士高向玄理与僧旻“置八省百官”，建立中央机构。地方设国、郡、里，分别由国司、郡司、里长治理。 “八省百官”制和国郡里制均受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和州县制的影响。两者虽在形式上有差异，但其性质都是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647年，制定七色十三阶冠位。两年后又制定十九阶冠位。对于大夫以上的贵族赐予食封，以下的给予布帛，作为俸禄。
[编辑本段]
影响
大化革新部分地解放了生产力，完善了日本的统治制度，奠定了日本的国家发展方向。大化改新为日本确立了一套在当时颇为先进的管理体制，使日本社会环境稳定，社会经济得到发展，为以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是日本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标志。
[编辑本段]
评价
关于大化改新后的社会性质，史学界主张不一。日本学者大都认为改新后的律令社会是奴隶社会的继续。因为大化改新后阶级关系没有没生变化，公民的沉重徭役负担，其性质与部民的负担并无不同。中国学者除少数人赞成日本学者的观点者外，大多认为大化改新是确立封建制度的改革。
日本的班田收授法与租庸调制是参照隋唐均田制和租庸调制而制定的。性质基本一致，都是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下的土地分配制度和租税制度。改新后国家对农民的关系是土地所有者对农民的剥削关系。国家占有生产资料——土地，并以租庸调的形式向公民征收国税和课以徭役，公民被束缚在口分田上，以臣属关系依附于国家。这种生产者对土地所有者的依附关系是封建生产关系的重要特征，是有别于奴隶制的关键所在。班田农民除了有终身使用权的口分田外，还拥有对山林池沼的使用权，每年除了交纳固定的租税和徭役外，交租后剩余的产品可以占为己有。由此及见他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大化改新后，虽然奴婢仍然存在，但其数量占当时人口的1/10左右，大部分集中在畿内。奴婢在社会生产中已不起主导作用，多数从事非生产性的家庭杂务。当时社会生产者的主要担当者是班田农民。
大化改新是在日本历史上发生的一次重大变革运动。它促进了新的生产关系，即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发展；它为日本历史开创了不发动大规模流血事件而进行社会改革的先例；它维护了主权，防止了社会的分裂；它使日本从东亚的后发展国家，迅速成为东亚强国。
[编辑本段]
改新后的发展
大化改新后，大和正式改名日本国，意为“日出之处的国家”。它仿照唐朝教育制度，在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佛教经中国、朝鲜传入日本后，发展很快，日本积极汲取中国文化，中国的唐诗和书法在日本很受欢迎。 0101501 | 2009-11-08 14:51:38
本古称倭国，唐代始改称日本。日本自汉朝开始和 国发生正式交往。《后汉书》记载，东汉光武帝时，日本派使者来中国，光武帝赠以印绶。这枚金印上刻有 “汉委奴国王”字样，近代已在日本九州发现。唐朝时候，日本发生“大化改新”，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唐朝封建经济的高度发展与日本的社会变革结合起来，出现了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高潮。唐朝建立后的630～838年，二百年间，日本正式的遣唐使来中国的共12次。另有任命后未成行、未到达唐朝、迎入唐使和送客唐使共6次。每次最少250人，最多五六百人。如717年一次共557人。733年的一次共594人。838年的一次651人，中途因遭遇风暴，有一船遇难，实际到唐的只500人左右。因此到达唐朝人数最多的一次是594人。遣唐使组织完备，设有大使、副使、判官、录事，成员有翻译、医师、阴阳师、画师、史生、射手、音乐长、玉生、锻生、铸生、船匠、舵师、水手长、水手等，还有留学生、学问僧多人。遣唐使给唐朝带来珍珠、绢、琥珀、玛瑙、水织等贵重礼品。1970年西安发现的日本“和同开”银币很可能就是遣唐使带来的。唐王朝也回送一些高级丝织品、瓷器、乐器、文化典籍等。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所存放的唐代乐器、屏风、铜镜、宝刀等珍贵文物，就有一部分是遣唐使带回去的。

为了吸收中国的文化成果，日本选派了不少留学生入唐学习，他们被分配到长安国子监学习各种专门知识。他们在中国长期学习，与中国诗人学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其中最著名的是晁衡。留学生和学问僧在传播唐朝制度和文化中起了很大作用。

鉴真

鉴真(688—763)，俗姓淳于，扬州人，14岁出家为僧，法号鉴真。他对佛经深有研究，戒律部分尤其精熟。天宝元年(742年)，日本学问僧荣睿和普照拜访鉴真，代表日本圣武天皇邀请他去日本传播佛教。鉴真欣然应允，立即造船备粮，准备第二年春动身。由于受到干扰，这次未能成行。鉴真并不灰心。天宝二年(743年)十二月，率弟子、画师、工匠等一百多人，启程东渡。途中船被巨浪打坏，东渡失败。接着第三次、第四次东渡仍未成功。天宝七年(748年) 第五次东渡，又遇狂风巨浪，风急波峻，水黑如墨，境况险恶。船随浪涌，忽如上高山，忽似落深谷，船上淡水缺乏，饮海水又腹胀。漂流14天抵海南岛南部。这次东渡，荣睿、普照一直同行。荣睿病逝，鉴真双目失明，先后有36名中日人员在第五次东渡中牺牲。天宝十二年(753年)，鉴真以66岁高龄，率二十多人乘一艘回国的日本遣唐使木船第6次东渡，终于到达九州，受到热烈欢迎。鉴真留居都城奈良最著名的东大寺。由他设计和指导，在奈良建筑了唐招提寺，反映了当时唐朝建筑技术的最新成就。他还传播了雕塑艺术干漆法(即夹法，在泥塑上敷麻布，反复涂漆，漆干后去掉泥土，成像，这叫脱活干漆。在木型上涂漆造像，叫木心干漆)。他用鼻子嗅辨药物，为日本鉴定了许多草药。他在日本居留10年，对中日文化交流做出很大贡献。广德元年(763年)逝世后安葬于奈良唐招提寺，相传他的弟子塑造的鉴真干漆坐像一直安放该寺，定为日本国宝，是日本美术史上最早的肖像雕塑。鉴真像的塑造和长期保存，反映了日本人民对中日友好传统的珍视。鉴真被视为日本文化大恩人。1980年，鉴真干漆塑像被日本友人送回他的故乡扬州探亲，又到北京巡展，表现了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不断发展。

唐朝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通过中日两国的不断交往，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产技术以至生活风尚等方面都受到中国的深刻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646年日本的“大化改新”。这次改革，在中国长期留学的高向玄理和僧起了很大作用。他们仿照隋唐制度，改革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还仿隋唐科举制，采取通过考试的办法选官；参照隋唐律令，制定了《大宝律令》。

公元709年，日本迁都平城京(今奈良)，都城的建设规模完全模仿长安，甚至街道的宽度与排列方法也几乎一样，也有“朱雀街”“东市”“西市”等名称。8世纪后期，日本又迁都平安京(今京都)，仍仿长安建都城。

8世纪以前，日本使用汉字作为表达记述的工具。留学生吉备真备和学问僧空海和尚，在日本人民利用中国汉字的标音表意基础上，创造了日文假名字母——片假名和平假名，大大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同时，日文的词汇和文法也受到汉语的影响。

日本人的生活习尚、节日风俗，也都受到唐朝的影响

唐朝时期日本人为什么能那么容易来中国，而鉴真却要六次东渡才能到达日本？

留学摆渡人(https://www.baidurh.com)小编还为大家带来唐朝时期日本人为什么能那么容易来中国，而鉴真却要六次东渡才能到达日本？的相关内容。

唐朝时期日本人并不是那么容易到中国来的：

1、日本派遣遣唐使，财力负担很重。

2、时间周期较长，从任命使臣到出发，需准备两三年，包括造船，筹办礼品、衣粮、药物、薪俸、留学生和留学僧在唐费用等等。

3、路线风险很大，采取南岛路和南路时，不能掌握季风规律，海上惊涛骇浪，随时会把船裂为两截。几乎往返途中总有船只遇难，只有一次来去平安。采取北路时，遣唐使平均约七年半一次，以后由十二年半到二十年一次。

鉴真的六次东渡日本：

1、第一次：被诬告和海盗勾结，被捕入狱，东渡宣告夭折。

2、第二次：港出海，便遇风浪沉船，东渡宣告失败。

3、第三次：信众挽留鉴真，诬告日本僧人，东渡宣告夭折。

4、第四次：欲从福建出发，鉴真的弟子担心他的安危，请求官府阻拦，东渡宣告夭折。 留学摆渡人

5、第五次：海上遭遇强风，偏航，东渡宣告失败。

6、第六次：搭遣唐使船，四艘船仅有一艘到达日本，东渡宣告成功。

扩展资料：

遣唐使于公元895年废止，其原因除唐朝政局动荡不安以外，还有经过二百多年的吸引移植唐代文化，已基本上完成改革。并在此基础上开始萌生具有日本特色的国风文化，因此对中国文化学习的需求已不那么迫切。

每次遣唐使耗费巨大，加上路程艰辛，也令使臣视为畏途。而唐朝赴日贸易也不断增加，也弥补过去靠遣唐使解决对唐货的需求。因公元894年宇多天皇接受了已任命而未出发的第十九次遣唐大使的奏请，于次年正式宣布停派遣唐使。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遣唐使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鉴真东渡

以上就是唐朝时期日本人为什么能那么容易来中国，而鉴真却要六次东渡才能到达日本？全部内容，更多相关信息，敬请关注留学摆渡人。更多相关文章关注留学摆渡人：www.baidurh.com

免责声明：文章内容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删除。